钱芥尘（1887~1969年），原名家福，后改署芥尘，号须弥，祖籍浙江嘉兴。钱芥尘幼年丧父，由祖父钱理甫督教成人。他十七岁应嘉兴府乡试，考中第一名秀才。清朝末年，海禁既开，种种新说奇事纷至沓来，钱芥尘受到感染，在1904年前后入上海法政学堂习法律。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警钟日报》。此时正在上海求学的钱芥尘，是其热心读者，不时写稿投寄。蔡元培对其文章甚为赏识，邀之晤面，相谈极为投契，便邀其参加《警钟日报》的工作。钱芥尘身兼报纸的撰述、编辑、校对以至发行数职，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清廷封禁。不久，蔡元培赴德国留学，钱芥尘返乡尝试“实业救国”，失败后赋闲家居，以诗文自娱。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蔡元培介绍得识章太炎，由此慢慢得识一众高官，在国民政府、日伪、军阀间长袖善舞。
那时“统一党”要办机关报，时提倡五族共和，即名《大共和日报》，该报为一四开大报，阵容坚强，如黄季刚、张季鸾、胡政之、王伯群、余大雄、张丹斧、汪旭初、谈善吾都分任辑务，推章太炎为主编，马叙伦为总经理。后来在马叙伦去职之后，钱芥尘担任总编辑，不久又兼任总经理。关林在《钱芥尘其人其事》文中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很强的《大共和日报》即使这样也时时遇到经费支绌的困窘，也因此使章太炎在没有认清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前，曾经并非十分情愿地接受过袁世凯的二万元‘赠款’。正是基于有此‘赠款’，袁世凯称帝后传话钱芥尘非要《大共和日报》改称《大中华报》，以示拥护洪宪帝制。早先也曾说过袁世凯好话的章太炎、钱芥尘，至此则都清楚‘复辟’的不得人心，绝无前途，于是断然决定《大共和日报》停刊，时在1915年夏。”（郑逸梅也表示他曾听闻钱芥尘讲过“赠款”之事）。
之后，钱芥尘进入《神州日报》担任经理，并邀张丹斧、余大雄等进入《神州日报》。郑逸梅说：“余谷民（大雄）是个活动分子，担任协理，此后芥尘以经理付托谷民，谷民动了脑筋，办一三日刊名为《晶报》，芥尘力助之，撰稿甚多，化名为道听、炯炯等，谷民拉稿的本领很大，他拉稿必亲自登门拜访，一次拉不到，二次三次继续拜访，非达目的不罢休，人们因给他一个绰号‘脚编辑’，所以《晶报》写作阵容，比任何报刊都强，芥尘又为之邀约李涵秋、张恨水为写长篇小说，又特邀皇二子袁寒云撰《辛丙秘苑》、《新华私乘》更轰动一时。《晶报》本附属于《神州日报》的，未几即独树一帜，设《晶报》馆于望平街，《神州》销数下降，反赖《晶报》资助。芥尘在此情况下，才把《神州》让给蒋裕泉改革续刊，未几又复易主。”
钱芥尘接办过《神州日报》两年，后席子佩创办《新申报》，聘钱芥尘任总主笔，孙东吴为编辑主任。郑逸梅说：“时邵力子在沪办《民国日报》经费困难，常来《新申报》社，私看电报，默记以供《民国日报》之用，日久，被孙东吴所发觉，遂与芥尘相商，拟办交涉，芥尘谓：‘我与邵力子友好有素，不可以此伤害友谊。’芥尘与北方名流张弧（岱杉）相识，介绍邵力子与岱杉通讯，岱杉给邵力子津贴，以支持《民国日报》。”据关林说，邵力子比钱芥尘年长近五岁，钱、邵之结识，当在《警钟日报》时期。钱芥尘接任《神州日报》总经理两年，此时邵力子一度也在该报任编辑，俩人交情匪浅。
此后，包天笑在天津办《华北新闻》，邀钱芥尘同往。因张弧之推荐钱芥尘在天津结识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大帅求贤若渴，钱芥尘也倾才相助，从而成为深受张作霖、张学良两代东北王赏识、信任的江南“客卿”。后来在1927年，钱芥尘替张作霖在沈阳创办了《新民晚报》（与上海的《新民晚报》无关），但因他正在上海忙着主编《上海画报》，具体的编辑事务委托《晶报》的王益知负责，因此《新民晚报》也成为一分与《晶报》风格近似的东北小报。
1925年6月6日，小说家毕倚虹敏锐地觉察到新闻图片和摄影报导的重要性，创办了一份介于日报和月刊、半月刊之间的新型画报，每三日出刊一次，图文并茂，名为《上海画报》。1926年5月15日，画报出到一百十二期，毕倚虹病逝。画报由四合公司出面接办，具体主编是钱芥尘，而真正后台则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此后，钱芥尘便在《上海画报》增加大量吹捧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内容，使该刊成为“东北王”在华东的主要喉舌。1928年春，蒋介石从江南起兵再次北伐，以“张作霖在沪坐探”的罪名公开通缉钱芥尘，迫使钱芥尘潜逃至天津。之后，接手《上海画报》编务的是周瘦鹃、张丹斧、黄梅生、余空我、秦瘦鸥、舒舍予等人。
《上海画报》从1925年6月6日创刊一直出到1933年2月26日，八年间共出版八百五十八期，论出版时间之长、发行期数之多，影响报坛之广，当时众多画报无出其右。它开创了一种新颖独特的画报形式，其发表的近二万篇文章，一万余张照片，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部忠实的图文写真集！
二次北伐时，钱芥尘受国民政府授意，推动东北易帜。张学良易帜后，驻军北平，钱芥尘在上海受张学良的委托，与沪上新闻界联系，各大报主要成员都由张学良发给津贴，此事由钱芥尘从中联络。1929年初，钱芥尘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报界北方视察团”，成员为各大报总编辑名记者，《申报》代表为张蕴和、戈公振；《新闻报》代表为张继斋、严独鹤；《民国日报》为管际安；《时事新报》为潘公弼、程沧波等，到了东北由张学良亲自招待。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芥尘主编《大众月刊》，所有一应约稿、编辑、发排、校对以及付邮等事宜，他一人担任。《大众月刊》于1942年11月创刊，至1945年7月休刊，共出三十二期。钱芥尘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鲁钝，实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亦觉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我们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为新旧并存，文白兼收，钱芥尘在编《大众月刊》并无明显的内容风格，不论哪派作家，只要稍有点名气的，莫不拉拢为《大众》写稿。因之《大众》不同于《小说月报》和《万象》，表现在它的“杂”。连载之作大都出于一时名流，如张一麔的《不知老之将至室随笔》、包天笑的《秋星阁笔记》、张叔通的《余之记者生涯》、丁福保的《余之书籍癖》、范烟桥的《寄琐教叶》、屈弹山的《望绝自纪》、孙梦蕉的《民国开国野乘》、胡朴安的《病废闭门记》，都是文史掌故，可读性很强的。长篇小说，有包天笑的《拈花记》、程小青所译的《咖啡馆》、张恨水的《京尘影事》和《过渡时代》，剧本有姚克的《七重天》、《清宫怨》，短篇小说也连载了潘序祖的许多记，如《寻燕记》、《埋情记》、《拒婚记》等。《大众》有一特点，与别的期刊不同，稿子送去，钱芥尘一数字数，即吩咐办事员刘台开一稿费收据，立即付清稿费。此举大受穷作者欢迎，因此它的积稿比他刊为多；得力的作品，大家也愿意交给《大众》发表。
上海沦陷后，钱芥尘坚辞日伪招揽，但一方面又与日伪官员多有交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芥尘利用这种关系，搞到出版许可证和配给纸，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大众》月刊。钱芥尘是旧时代的文人，行为举动自然不免旧时代的风气，这当然不足取法，但在当时却也不足为怪。然而，钱芥尘在大节上，还不算是糊涂人。民初时他曾经吹捧过袁世凯，但袁一称帝他即不再追随。与此相似，抗战时期的钱芥尘，虽也有过这样那样的趋时混世举动，但在绝不当汉奸的选择上，也是确定的。
解放初期，钱芥尘进入唐大郎创办的《亦报》成为特约编辑，并加入该报工会。钱芥尘一改多年疏于撰文的习惯，重操笔墨，为《亦报》写了不少文章。不仅如此，钱芥尘又为《亦报》联系了不少外稿，像王益知化名“旧燕”所写的《张学良外纪》、张恨水的小说《玉娇枝》等，能在《亦报》连载，均得于钱芥尘的邀约。《玉娇枝》未及写完，张恨水生病不得持笔，而《亦报》连载又不能等待，结果这部小说的收尾是由钱芥尘代劳的。此前，钱芥尘办的《大众》上，也连载有张恨水的小说《京尘影事》，这篇小说的结尾也不由张恨水完成，而出于钱芥尘之手。
1953年，钱芥尘成为上海文史馆的第一批馆员；1955年以“抗战时期介绍成某将新华社广播稿出卖给日本驻沪总领事福间”罪由被捕入狱，1958年获准保外就医。
1969年8月，钱芥尘病逝于上海家中，火化后骨灰不准家人领取，由火葬场处理。
晚年的钱芥尘，曾将平生见到、遇到、听到的一些事，记录为文，辑成一部《三到集》，其中甚多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秘闻轶事，颇具史料价值。“文革”骤起，其女婿单位的造反派上门抄家，《三到集》文稿同其他物品一并被掳，再无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