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轶事 - 以文字为匕首：文人论战

谈文人论战必须要谈《申报·自由谈》，《自由谈》是《申报》的著名副刊，1911年8月24日创刊。1932年12月，黎烈文任继任主编，锐意革新，内容偏重杂文、短评等民主、自由言论，请鲁迅、茅盾、陶行知、巴金等撰写文章。

黎烈文改革后，由于倾向于进步思潮，在30、40年代与各色人等发生了三场大的论战，其它的对骂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今天就摘取其中“清算曾今可”和“腰斩张资平”这两个时间相近的事件叙述。

曾今可是上海文学界的一个小人，他编了一个《新时代月刊》，并于1931年8月2日《申报》19版上刊登了一则《新时代月刊号创刊出版》的广告：

“新特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毛一波·卢剑波·袁牧之·李则纲·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之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余页、

30年代，“诗的解放”运动取得重大成果，发起人胡适等也已功成名就，所以曾今可就搞了一个“曲的解放”运动，一开始还有声有色，得到不少人响应，但是里面一些所谓的新词格调低下，如《画堂春》：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更有其它一些“她已作人妻，我亦为人父”之类的东西，此时正值淞沪事变未久，这种做法引起鲁迅等左翼作家的不满。

1933年2月21日，热河事变，鲁迅写文时想起了“词的解放”的所谓“国家事管他娘”，笔锋一转，大加讽刺。1933年03月12日《申报》18版《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短柱天净沙”（唱）：热汤混账——逃亡！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

“颠倒阳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张，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　　百忙里算甚胡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

（唱）“颠倒阳春曲”　　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生）雷厉风行查办忙。（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

（同下）。

1933年03月16日《申报》20版登了曹聚仁的一篇《词的解放》的文章：

我想谈谈词的解放的故事，这故事和曾某的“专号”绝不相干。曾某送我的“专号”，我不曾看，我又怕曾某答曹聚仁。

……现在若说从宋人之多方面题材退而为五代之专讲绮罗芗泽，从宋人之激昂慷慨退而为五代之“妹妹我受你”，即谓之解放，岂非开倒车以前进？若说把词当作一种诗体，不拘拘于音律，即谓之解放，那又置宋人于何地？

据我所知，这位包过小脚的姑娘，她放脚以来，也曾时髦过一时；后来年老寿终，葬在江南，而今墓木已拱。曾天才即算返魂有愿，毕竟枯骨难生。我看，还是让她埋骨地下，不必多事为上。

此事过后，曾今可并没有立时反击，但大概怀恨在心，为日后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张资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创造社”的筹划者之一。这位张公素以善写三角、四角恋爱小说著称，鲁迅形容他的小说就是“△”。自由谈初改革时，就曾请他写了个长篇小说《时代与爱之歧路》。

黎烈文改革后，鲁迅、矛盾、陈子展等著名作家加盟，《自由谈》逐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灯塔，读者渐渐对《时代与爱的歧路》这种陈腐的东西厌烦，因此黎烈文在1933年4月22日《申报》17版的“自由谈”栏中，发表了名为《编辑室》的一则启事：

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改登近代世界文学名著法人Jules　Renard作《红萝卜须》（Poil de　Carotte），至希读者诸君注意为幸。

《自由谈》放弃刊载这篇小说后，《社会新闻》、《晶报》等趁机煽风点火，称“黎烈文腰斩张资平”，并把矛头指向鲁迅等人。

同时，因为《自由谈》倾向进步，遭到国名党当局数次警告，黎烈文不得不在1933年5月25日《申报》17版发表了一篇《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见！”

这篇文字一出，不但《社会新闻》等报纸幸灾乐祸，其他一些遭到自由谈斥责的文人也沉渣泛起，尤以张资平为最。

而此时，曾今可组织了一次“文艺座谈会”的沙龙，并与张资平合流，而其它报纸借此事点了把火。7月1日“文艺座谈会”的刊物《文艺座谈》赫然登出一篇《内山书店小坐记》的文章，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上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给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这种恶毒的攻击使鲁迅大为恼火，“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一个也不宽恕”。

正当曾今可志得意满之时，不知怎么与他的好友崔万秋闹翻了，崔万秋揭了他的老底，在《大晚报》、《申报》上登了相同的启事，1933年7月3日《申报》15版《崔万秋启事》：

近来许多朋友发现曾今可赠人之诗集《两颗星》上面，有“代序”一篇，洋洋大文。恭维曾君，无所不至。且内有女诗人横山喜代子，教授饭田雪雄之大名。而代序之作者，则署名“崔万秋”。万秋无名小卒，从来不敢自称作家，当然更不敢代人做序。虽在日本时识一打字生名横山喜代子，然并非女诗人。识一中学教员，名饭田雪雄，然并非教授。然则曾君《两颗星》之代序，当属另一人之手笔。万秋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这一来，曾今可十分狼狈，1933年7月4日他在《申报》9版针锋相对的发表了一篇《曾今可启事》：

……崔君忽于此时声称该“代序”非其所作，虽颇费解，但其别有居心亦显而易见……崔君的“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书出将近半年，现在崔君忽然声称该“代序”非其所作，是何用意，殊难猜测。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张狂。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抱歉之余，怅然于心。年来常被各小报及小报式的刊物借机侮辱，以人皆知其小报之为小报也，故概置不理（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但恐偶读该晚报者见崔君启事而有所误会，是以不得不据实奉白，以明真相。此启。

1933年7月5日《申报》17版登了署名“谷春帆”的一篇《谈“文人无行”》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曾今可、张资平：

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俨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之心”的感喟吗？

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像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工作！

这篇文章一出，张资平第二天就在《时事新报》刊载了一则《张资平启事》，污蔑指黎烈文因为把妹妹送给资本家才当上这个主编，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公然攻击一名报纸编辑的家人未免太过。

7月7日，黎烈文同样在《时事新报》登出一篇辩白、反驳的《黎烈文启事》：“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从此，张资平的名声便臭了，到抗战时期，竟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在汪伪政府中任职。

而同一天，鲁迅在《申报》19版发表了一篇《序的解放》：

一个人做了一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术存焉。

那术，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做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先已有人，词的解放，只好骗鸟，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有自己做的。但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时代”的“文学家”的胃口。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就是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尾巴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彷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的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

可是这样的玩意儿给人戳穿了怎么办呢？也有术的。立刻装出“可怜”相，说自己既无党派，也不借主义，又没有帮口，“向来不敢狂妄”，毫没有“座谈”时候的摇头摆尾的得意忘形的气味儿了，倒好像别人乃是反动派，杀人放火主义，青帮红帮，来欺侮了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儿似的。

更有效的是说，他的被攻击，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的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

但我希望我的话仍然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摘”出一条“好评”来，作为“代跋”罢：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早已过去了，二十世纪，有术存焉，词的解放，解放解放，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别人乃是反动派，来欺侮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

崔万秋揭起老底，谷春帆嬉笑怒骂，鲁迅讽刺挖苦，曾今可招架不住，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则启事，宣布退出文坛，结束了这场争论。

短短数日，《申报》、《时事新报》、《社会日报》、《大晚报》等诸多报纸都卷入了这一场文人论战当中，而其中，用的最多的文体，是“启事”。诸多名人用启事互相攻击、谩骂，一时蔚为可观，对此，鲁迅不无幽默地说：“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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