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这是戊戌变法后保皇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康门弟子狄葆贤和罗孝高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梁启超也参与过策划。狄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该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时报》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这是戊戌变法后保皇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康门弟子狄葆贤和罗孝高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梁启超也参与过策划。狄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该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时报》于清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6月12日，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康有为、梁启超均有股份参于其中。在当时，报纸的所在地不称报社，称为报馆。更没有像今天的社长、总编辑的称谓，报纸的两大权威一是总经理，二是总主笔。
《时报》的总经理是狄楚青，名葆贤，江苏溧阳人，为前清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并且与梁启超有深交。康有为“公车上书”时，狄楚青是追随其左右的众举子之一。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的英租界中，组织成立了“自立军”，准备举事起义，狄楚青曾参与策划。后因唐才常失败被杀，狄楚青遭到满清王朝的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改为高姓。待数年后，此事渐息，狄楚青便回到上海，筹资开办了要革新中国舆论的《时报》馆。《时报》的总主笔为罗孝高，广东省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的同学，亦是康、梁推荐来的代表。
《时报》的读者对象定位于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知识阶层。所以它一出版，便以对开四版，两面套红印刷的活泼版式及激情澎湃的文字而大放光彩，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舆论一致称其为报业中的后起之秀。在上海本埠虽不及创刊悠久的《申报》、《新闻报》的发行量，但在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有分馆。当时的知识阶层，都以看《时报》为荣。各大书局的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教科书、新出版的杂志广告，都刊登在《时报》上。尤其是商务印书馆每日出书两种，其征订广告必登在《时报》的报头之旁。各学校招收学生，为每年两期，也专登《时报》，它报不登。
《时报》在中国报业史上，有三个首创:
一是专电。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通讯社，报纸要得到政界的重大事件，特派专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将每日采访到的政界要闻发专电到报馆，一般大都在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以独家新闻的形式付诸报端，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自《时报》有了自己的专电后，别报争相效仿。到后来，各大报馆都在北京设立了通讯机构名为“通讯处”。
二是特约通讯记者。《时报》将一些有政治视野、善于把握分析时事局势而文笔不错的文人，延请为“通讯记者”。《时报》的第一个通讯记者为黄远庸，字远生，江西人氏，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他与狄楚青很熟悉，和《时报》的本埠新闻编辑雷继兴，同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袁世凯执政期间，黄远庸因在所办的报纸上撰文反对其复辟称帝，开历史的倒车，遭到迫害，从而出走美国，后仍被袁世凯的爪牙暗杀于美国的旧金山。继黄远庸之后，著名报人邵飘萍、徐彬彬也相继做过《时报》的北京特约记者。
三是副刊。《时报》副刊创立之前，报纸上所刊登的小说、诗词、杂文、小品文之类的文艺作品，都刊登在专电新闻之后。外埠新闻编辑包天笑先生，看到许多喜欢文学艺术的朋友，常弄笔投稿于《时报》，弃之不用甚为可惜。便创议别开一个栏目，名字叫做“余兴”，专门刊登新闻、论说以外的杂著。包天笑先生将这一创议向狄楚青提出后，他非常赞同，即命包天笑担任主编。此栏目一开，投稿者非常踊跃，生活小品、游戏文章、幽默笑话、讽刺歌曲，可谓庄陈杂谐，五彩缤纷，矜奇斗巧，趣味盎然。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范烟桥、周瘦鹃，即在此时涌现出来的。《时报》首开“余兴”副刊的先河，《申报》、《新闻报》自不甘落伍。《申报》开辟了副刊“自由谈”，《新闻报》的副刊则称为“快活林”。
《时报》副刊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坛上的许多名家，比如众所周知的包天笑、陈冷血、毕倚虹、范烟桥、周瘦鹃等，史称为“鸳鸯蝴蝶派”。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梁启超沦为“保皇党”，从而为国人所不齿。《时报》便由狄楚青独自经营，但“保皇党报纸”的大帽子却抛掷不去，导致报纸的声望江河日下。史量才接手《申报》后，依仗张謇、赵凤昌等人的经济实力，千方百计地将《时报》的台柱子陈景韩挖走了，使狄楚青失去了一员平日依仗的良将。继而黄远庸的“北京通讯”被夺走，各书局、学校的联络被抢断。《时报》的发展命脉，皆被《申报》把握去了。再加上狄楚青非常喜欢的三岁小儿，因火灾与小保姆一同殒命，便意志消沉起来，于《时报》渐有厌倦之意了。终于在1921年，狄楚青撒手解脱，由黄伯惠接办了。
1939年9月1日，历时35载的《时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下被迫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