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鸣（1891—1945），原名时俊，湖南衡阳人，笔名有一雁、衡阳孤雁、求幸福斋主等。他出生于广东九龙，1906年只身来到武汉，考入两湖师范礼字斋，不久因无力支付学费，改投湖北新军，随后被挑选入随营下士学堂学习。但因在军队中组织文学社，与蒋翊武（文学社社长、《大江报》领导人之一）等人一起，谋求推翻清朝政府。后因事泄被迫退出军队，任补习学校国文教员及军操教习，并创青年学社。此时，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一张机关报《商务日报》创刊，他被招聘为编辑，由此开始了报人生涯。
不久，他又跟随蒋翊武到《大江报》任副总编辑，并兼做上海《民吁》、《民立》等报通讯员，继续鼓吹革命。1911年7月17日，他在《大江报》上发表《亡中国者即和平》的短评，言辞激烈，鼓吹暴力革命，报馆于8月1日被查封，报纸“永禁发行”，詹大悲和何海鸣同时被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湖北“大江报案”。何海鸣被判处死刑，在等待行刑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被解救出狱，出任汉口军分政府少将参谋长。
1913年8月8日，何海鸣在南京再宣布独立，申电讨袁，但由于孤军独战，9月10日，化装乘日轮东渡。他在日本还继续从事反袁斗争，据说当时袁世凯曾悬赏十万元购何海鸣之头。
1915年3月，何海鸣以一介闲人身份由日本归国回到上海。他到上海时，是一个三十岁的单身汉，大龄未婚男青年，一来二去，竟爱上了一个妓女。当时，何与孙中山等交好，特别是跟戴季陶关系最好。戴听说他要结婚，张罗给他举办婚礼，问他女方是谁时，他推说是老家一个相好的。到举办婚礼那天，男方去了一大堆革命党名人，女方去了一大堆龟公妓女，双方一见面，嗬！都认识，乱打招呼，婚礼办成了妓女派对大会，把主持婚礼的戴季陶气得两眼发绿，当面斥责何。何却轻描淡写地说：“一样是天地生成就四肢七窍的人，何分贵贱？”……两人几闹不欢。
何海鸣自称“予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对妓女充满同情，1916年出版的《求幸福斋随笔》中即指出了这一点。1921年底，何海鸣痛下决心，从此献身说部，鬻文为生。他将一篇倡门短篇小说《老琴师》寄给周瘦鹃，《老琴师》在《半月》杂志刊出后，“颇得阅者赞许，即新文学家亦有赞可者。我遂决心为小说家矣！”
1922年8月，何海鸣参加了有包天笑、周瘦鹃、许廑父、严独鹤、李涵秋等二十人组成的小说家社团“青社”。1926年何海鸣的《老琴师》、《倡门之母》、《倡门之子》、《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的嫖客》等五篇小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倡门小说集》，何海鸣被人称为“倡门小说家”，这些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贴近社会，是难得一见的社会底层写实作品。除短篇小说外，何海鸣还在《半月》杂志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十丈京尘》长达两年之久。《十丈京尘》之后，又在1926年出版中篇小说《倡门红泪》，由上海大东书局印行。
1927年春，孙传芳抗拒国民革命，声言“讨赤”，何海鸣受孙命，担任宣传事宜。之后，又投入张宗昌军，自隳前途。1929年10月15日出版的《上海画报》有《何海鸣潦倒沈阳城》报道了这一事实。后乃辗转于青岛、大连，落魄潦倒。
1932年，他虽还在天津的《天风报》连载他的小说《此中人》与《青黄时代》，但读者反映不佳，甚至有致函报社要求“腰斩”的。小说创作的失败，使他少了一条谋生之路，使得他不得不鬻字为生。1932年5月，他的朋友为他发布一则卖字的广告，此时的何海鸣经济上的拮据，可想而知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民众群情激奋，何海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也曾连续发表了不少政论，反对日寇侵略，不料五年后，1936年他竟出任天津《庸报》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成了附逆的文人。
倪斯灵的《从辛亥功臣到附逆文人》文中，说何海鸣“除与原《中美晚报》的岑某轮流撰写每日社论外，还与其他汉奸文人组成随军记者团，配合日军宣抚班下乡进行宣传。与此同时，作为文艺部长，他还将报纸副刊办得像模像样。在战前以写杂文、随笔著称的报人宫竹心，在天津沦陷后，困顿风尘，生活无着。何海鸣见状遂连蒙带骗，邀其为报纸写小说连载。宫为生存，只得应允。1938年初，宫竹心便将自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第一章送到报社。何海鸣阅后认为书名纯文学味太浓，大笔一挥，遂按书中主人公的绰号，易名为《十二金钱镖》。宫竹心见状，心中虽怒，但未敢言，归家后大骂其无知、庸俗，并对家人言：‘我不能丢姓宫的脸，写《十二金钱镖》的，姓白名羽，与我宫竹心无关。白羽就是一根轻轻的羽毛，随风飘动。’这便是民国著名武侠小说家‘白羽’之笔名及其成名作《十二金钱镖》书名的来历。此小说在何海鸣的策划下，于1938年2月在《庸报》连载，旋即引起轰动”。
1938年，日寇为了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在天津一面取消了《大公报》、《益世报》等半数以上报刊和所有私人通讯社，只保留《庸报》、《东亚晨报》、《新天津报》等几家报刊；另一方面纠集剩余各报负责人及编辑、记者，组织“天津新闻记者协会”，内定何海鸣为伪“记协”理事长。
1940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陷于不利地位，不得不压缩后方的开支，集中力量支撑战局，1944年采取了华北报纸统一管理的方案，在北京成立《华北新报》，其他城市成立分社。1944年4月《庸报》也被改名为《天津华北新报》，由于日方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何海鸣被日寇遗弃了。
不久，他迁居南京，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考据的长文，如《猴儿年说猴》、《三六九说》、《神道之火与民生主义》、《中国鞠躬礼》、《中国的数字谈》等，他又恢复了卖文为生的生涯。
1945年初，他开始撰写回忆录《癸丑金陵战事》，但未及完篇，于1945年3月8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以辛亥革命的功臣，后来弃武从文，成为小说名家，但晚年却投敌，成为附逆文人，旋又遭日寇遗弃，终至贫病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