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known newspapermen- Huzhengzhi

Huzhengzhi

胡政之，（1889年－1949年），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开创新记《大公报》他和张季鸾等一起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在报业经营管理上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没有虚枉此誉。他见识广博，洞明世事，一生有为有守，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胡政之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堂，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丛报》等，对林译小说尤其迷恋。1907年，在嫂子

的一副金镯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
　　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1915年，他到北洋政府做幕僚。因为这一段经历，1916年9月他受聘出任当时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
　　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对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1920年回国时，《大公报》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一度在北京和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日报》，不过为时很短。
　　1924年8月，他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国闻周报》还同时对外发行英文版。
　　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作报与看报》一文“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读者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力量还大。”《大公报》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办报思想。胡政之编的《国闻周报》既发表过张季鸾落托时的政论，也发表过年轻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名著《边城》，发行量最高时达二万五千多份。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通讯网遍布全国，发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些都为后来新记《大公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国闻社和周报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胡政之开始独立支撑这两个新闻机构，除了通过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自立，他也得到了留日同学、时为北方金融巨头的吴鼎昌支持，为他们日后合作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一直出到1937年才停刊，前后共14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时事性周刊之一。
　　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接办之初，《大公报》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六千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三倍，达6000多份，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是当初的10倍，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经过胡政之等多年的苦心经营，《大公报》在采访、编排、言论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渐趋向规范化。胡适一再称许《大公报》是“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时，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这一年的严重外患。1941年2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他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达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这一数字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产生的舆论影响也与日俱增。
　　在经过15年不懈努力之后，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同年开始了胡政之独自领导整个《大公报》的时期。
　　《大公报》风云天下“是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1945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
　　1948年初，胡政之化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又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对时局的发展、风云的变幻他有着职业性的敏感，他计划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
　　胡政之在1948年春天所作的那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桂林版的退路一般，都是未雨绸缪，有先见之明。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当时胡政之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报纸。
　　在病床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他1943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