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known newspapermen- Fanjingyi

Fanjingyi

范敬宜，（1931年—2010年），江苏省苏州市人。为范仲淹的28世孙，自幼对诗书画都很敏悟。学生时受过当时文史哲方面杰出学者的熏陶，师从吴门画派的杰出名家樊伯炎，深得吴门真传。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精于诗书画，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著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敬宜笔记续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范敬宜文集》（总编辑手记）等。

范敬宜研究的主要方向报刊编辑、新闻评论。著有《范敬宜诗书画》，这本诗书画集，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和高尚情操的写照。正如他在《满江红·赠人》词中所云：“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茹苦如饴、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钦佩。

孩提时，范敬宜学着《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

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合，不过是“秘密发行”的。这份报纸给一个病困家中的少年，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希望。当一名记者，去深入社会，感受现实中鲜活的一切，成了他的一个最大心愿。即使后来下放劳动时，范敬宜仍痴心不改，最大心愿就是当一名墙报编辑。

 

　　1949年，18岁的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一一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人三年级。在圣约翰的日子里，范敬宜更喜欢到新闻系上课，所以新闻系的同学都认识他。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新闻系主任黄嘉德先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命题作《我最喜欢的报纸》中范敬宜得了90分的最高分。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破例聘请中文系的范敬宜为编辑。
　　这份对新闻的热爱，3年后范敬宜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从此紧张的采编工作。1951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受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影响，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这个志在报国的年轻人“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烽烟弥漫的白山黑水间，进了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即 《辽宁日报》前身)，开始了党报编辑的生涯。由于他才华出众，工作4年即被提拔到行政16级，这在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待遇。没有想到，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把他一下子打入深渊。
　　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煎熬中，范敬宜对新闻九死而不悔的挚爱与忠诚始终不曾动摇。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范敬宜还是不间断地写作，不能用真名发表，就用化名，不能用化名，就不署名。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即使这样一个愿望，在当时也是可望而不可及。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
　　范敬宜没有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此工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新闻生涯能延续半个多世纪，而传道授业成了最后的新闻归宿。范敬宜回忆说，2002年的一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等三位校领导前来找范老，说清华大学要办一个新闻传播学院，想听听范老的意见。“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来考察我。”后来他们请范老过去当院长，范老挺高兴，他谦虚地说：“过去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从事过新闻教学，但新闻工作我没有做够，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闻)平台。不管怎么说，我有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经历可以更多地向年轻一代传播，应该说也是一种贡献吧。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范敬宜担任院长期间，学生们学新闻评论课，都是请《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米博华挨个点评习作，写得好的还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
　　这位部长级院长曾被人怀疑只被大学借个名头，但实际上却给学生开《评论与专栏写作》等课。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他常给学生留作业，还会认真批改点评。有同学说，“部长级老师的评语，应该留住，以后这可是文物啊。”当繁华落尽，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张张稚气的脸，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1951年，范敬宜去《东北日报》报到的第一天，就被拿了个下马威，报社领导对这个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说，“你是洋包子，我们是土包子，但是洋包子未必能干得过土包子!”还让他摘掉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戒。
　　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中，范敬宜一直努力缩短与大家的差距。用范敬宜自己的话说，他是诚心诚意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57年，26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辽阳种马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
　　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30多岁的“右派”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范敬宜的下放地是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村里人都知道从省城下来一个“右派”，不敢轻易接触，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范敬宜依然顽强地生活下来。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作，渐渐地，农民们和基层干部那质朴、善良、乐观、求实的精神强烈感染着他，不知不觉间融人到他们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在他的眼里，举步维艰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闲的田园别居，充满了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
　　当地一位县委书记，偶尔路过范敬宜所在的公社，发现了这位颇为“面善”的年轻“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把他借到县里农业办公室去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这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县委许多重要的报告、文件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段工作经历，使范敬宜对基层的了解远比一般人更深刻。
　　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范敬宜在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84年，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然而，当我们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只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范敬宜是位与人为善的好人，颇有君子之风。”据介绍，范敬宜是个特别平易近人的领导，经常在食堂排队买饭，然后跟大家挤在一起，在饭桌上聊选题。
　　26岁被打为右派，30多岁被下放到辽西建昌县的贫困山区，直到49岁才回到新闻行业。说起这些外人难以想象的坎坷遭遇时，范敬宜的眼里没有怨恨与委屈。他说，个人的恩怨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段经历成全了他，使他真正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2010年11月13日13时42分，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