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known newspapermen- Fanchangjiang

Fanchangjiang

范长江，（1909年－1970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今属内江市东兴区田家办事处)，原名：希天。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代表作品有《陕北之行》等。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次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

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在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的时刻，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时间，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
　　范长江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范长江准备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的时候，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范长江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范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范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虽然多数媒体都以“自杀”来评述年仅61岁的范长江，但事实上，范长江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迷。
　　1978年，共产党结束了那段不幸的岁月后，范长江获得了平反。同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以迟到的追悼会为这位著名的记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