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鲁迅，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 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 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中年以后的鲁迅先生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 个隶书的“一”字。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申报》对于鲁迅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社会环境的日趋恶劣，鲁迅更多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

的时代发生有机联系。鲁迅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在《申 报自由谈》报刊写作方面找到了合适的平台，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

鲁迅的杂文创作主要集中于《申报自由谈》，其中的创作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以上海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1933年3月7日《申报 自由谈》发表鲁迅的《伪自由书》，著《从讽刺到幽默》，署名何家干（笔名）：

从讽刺到幽默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 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 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 死人也么哥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 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 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 ，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鲁迅的《伪自由书》为当时的“公共空间”争取到一点自由，他的作品有助于公共空间的开拓。

上世纪30年代，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虽狭小但可以运用大众话语进行文化和社会批评的“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通过知 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自觉努力，形成了体现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30年代，是《申报自由谈》大发展的时代，也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产时代。 鲁迅曾说过：“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于《申报》的《自由谈》开头的。”有一个统计：鲁迅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1935年止，前后18年 的时间里，鲁迅写有80万字的杂文，而后9年中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其中在《自由谈》《动向》等副刊和其他杂志上撰稿的3年里，所写数量又等于前6年。

《申报自由谈》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同时它也是鲁迅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申报》等报刊每天刊登有不同的热点、焦点、政经大事，这就为鲁迅杂 文的写作提供了鲜活的且颇有读者缘的丰富元素。鲁迅自己说，他每天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 多“若即若离的思想”。（鲁迅《什么是讽刺？》）正是在《自由谈》等报刊文字资源的不断刺激中，鲁迅形成了一种“新闻人”的视角和素质。这一时期中国 发生的不论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报章纪事、街谈巷议都被鲁迅记录在了杂文里。同时，鲁迅向《自由谈》投稿的积极性是前所未有的 ，他平均每周投稿两三篇。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新闻很容易成为旧闻，鲁迅重视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他杂文的针对性很强。1933年1月28 日，报纸刊发了国民党教育部禁止北平大学生逃难的通电，与此同时政府却在忙着搬运古物；２月６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鲁迅的的杂文《崇实》，署名何家干 （笔名）：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 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 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 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月31日，距离事件发生只有３天。不难看出鲁迅此时所具备的新闻人素质，他的写作速度之快，反应之敏捷，是十分少有的。同时 也反应鲁迅对国民党的做法给予了尖锐讽刺。

鲁迅的杂文在这时期过多关注报刊资源所呈现的外部世界，泼辣、敏锐的新闻性有余，但相对于他之前的杂文，隽永、优美的哲理性略显不足。因此在时过境 迁之后，当杂文所阐发内容的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随时代而褪色，也带来了鲁迅这时期部分杂文艺术魅力的随之褪色。这也许是报刊传媒的加入，在增加杂 文新闻性的同时，对杂文审美性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

游戏文章是一种在讽刺调侃的幽默外表下，别具一定政治意图的短文，它对《申报自由谈》上杂感文学的产生起到了一定作用。鲁迅《自由谈》上的杂文有 着深刻的主题和严肃的内容，绝不是什么游戏之作，但鲁迅这时期的杂文频繁地更换笔名，与新闻检查官玩语言的捉迷藏，使鲁迅这时期杂文语言显得晦涩而扑 朔迷离。这里首先是壕堑战的需要。鲁迅自己这样说道：“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可见其背后 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鲁迅这时期杂文的游戏色彩，也有对《申报自由谈》风格的适应。1911年《自由谈》创刊以来所创办的“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千金一笑”、“心直 口快”等栏目，体现了一种带游戏色彩的趣味性。古代杂文，大多是一种内向性的，作品的交流对象是自我以及同在一个圈子的文人骚客。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在 形式上出奇创新，把记载和论述，报纸的文体和自己的评论文体故意混杂，使鲁迅杂文产生了一种颇具趣味效果，而鲁迅自己评论的声音，却显得更有权威。

小说领域，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杂文领域同样如此。鲁迅晚年在《自由谈》上这些游戏色彩的杂文是鲁迅新的艺术尝试，从而使鲁迅这时期文学创作别 具一种洞彻人生的洒脱智慧之美。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 、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被称为国学大师，其一生中举办以国学为名的系统讲学活动先后有东京、北京、上海与苏州四次。

1922年章太炎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到上海讲学，被视作拯救“国学衰微”的举动；而讲演之中对于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非议，引起了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对其可能带 来“培养复古种子”影响的忧虑。表面看来,

似乎加剧了新旧冲突。但通过章太炎讲学前后学人的种种议论，结合各自的立场与动机，可见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 界绝非简单“新旧”两个字所能概括。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讲学，《申报》派出了专门的记录人员，并且大多在讲演后次日即将讲演内容以连载形式刊出，成为今天了解当时情况最主要的渠道。

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学后，周作人与胡适曾先后作文回应评述，可见其讲学的影响力不小。

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的邀请，到上海演讲国学。

江苏教育会在《申报》刊出的通告中解释其何以会邀请章太炎演讲国学：“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 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持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

章太炎此次讲学备受上海舆论界瞩目，《申报》进行了全程记录报道。此事之所以受到关注，与此时思想文化界各种学说、思潮的活跃关系密切。胡适在新文 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极大地影响了学界风向，国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潮。章太炎背负国学大师的头衔，对许多希冀保存国粹之人有 着巨大的吸引力。章太炎关于整理国学的态度、方法，自然为各方关注。

关于讲学内容，《申报》派出专门记录人员，大多在讲演后次日即将讲演内容以连载形式刊出。章太炎此次国学演讲共分十讲，前两讲略述国学之大概与治国 学之方法，至第三讲转为阐述国学之派别，继而分经学、哲学、文学三类，详叙派别之分，最终一讲则对国学之前途作一展望。

这时胡适等新文化派学人一面继续推广白话文，一面又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给中国社会造成不小的冲击。第二次讲演当日，《申报》又刊出消息：“ 江苏省教育会敦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第一期已于本月一日举行，嗣因报名听讲者异常踊跃，决定自第二期起，改在尚文门内迎薰路中华职业学校附设职工教 育馆内开会，声明扩充坐位至一千人。注意国学诸君，得此消息，争先前往索取听讲券，至昨日下午，已满足一千人，可谓盛矣。”《申报》1922年4月8日《章 太炎今日继续讲学》一文中报道。

盛况空前与主办者的预估形成极大落差，恰从一些方面烘托出国学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及号召力。但“可谓盛矣”的状况由于报馆宣传 和一般人的好奇心驱使，未能一直持续下去，根据《申报》对听讲人数的前后统计，开始听讲者甚众，第一次“男女共约三四百人”，第二次“到者约四百余人 ”，第九次则变为“到者不下七八十人”。且由于听讲者日少，又迁回座位较少的“省教育会大会堂”讲演。故十次讲学中，第一讲、第九讲与第十讲于江苏省 教育会内会堂举行，第二讲至第八讲于迎薰路中华职业学校附设职工教育馆内举行。

中国传统学问讲究功力根底，虽然章太炎所讲不过是一般性入门介绍，与此前数次讲学中传授小学等专门之学难以比拟，却也很难被大众所理解。

讲学的反应确实部分显示了民国时期专家之学在一般知识群体中，逐渐丧失了对话的可能性。社方原派了两位专人在讲台上作笔记，从《申报》上发表的讲稿 看来，他们的国学常识实在太差，错误百出”。

对于章太炎的上海讲学，其评价亦是多样。江苏教育会在《申报》刊出的通告中，称邀请章太炎讲学是为了拯救“国学之衰微”，而曹聚仁后来则认为此次讲 学是“借章太炎来做复古运动的盾牌”，各执一词。

章太炎的讲学中，通过史思明的典故体现出讽刺白话诗之意。而章太炎与门人吴承仕讨论黄侃的两封书信，则显示当时他心中确然已有了新旧文学与新旧学的概念。

《申报》1922年6月11日《章太炎第九次讲学纪》一文中说到：讲演中新旧文学主张的碰撞，体现了两种治学路径的差异。一为向古代追溯，一为向西方借鉴 。6月10日，章太炎在讲演中直言：“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 就是近代的白话诗”。周作人的《思想界的倾向》也对新旧文学的不同做了评比，恰好从反面印证了章太炎的话：“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 的新说。

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对于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由其自身学术根基出发，常常有“补救”的念头。

多种因素的纠葛，使得所谓 “新旧阵营”看似存在，却又很难截然划分。

章太炎讲学的听众绝非全都是复古怀旧之类，接受新思潮、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也参与其中。

“新旧”划分在“学衡派”那里遭到了强烈质疑，而“学衡派”的质疑，在输入学理一点给予新文化派很大冲击。

即使像章太炎这样的学界重要人物，也不能代表学界的整体思想，心中对于新旧至少都有成见，一些学人在新旧之间的取舍更加值得玩味。

沧海桑田，当时的社会背景已不复存在，而今天的新旧观念同样不能适用于当时。围绕章太炎1922年讲学一事所展现出来的“新旧”争议，或是新文化派学人 忧虑“复古的种子”萌生，或是如曹聚仁在事后回忆中追加复古的话语。而与1922年章氏上海讲学同时的学人，既有大力推动新潮者，也有先参加新潮而后退出 者，亦不乏从事新潮宣传而治学仍坚持自己主张者。他们心中的新旧界标与社会生活中对于新旧的实际感受，绝非后来的“新旧”两个字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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