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后中途辍学，自学成才。
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
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1928年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由于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闻夜报》助编。
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
1949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以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
“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
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记者生活三十年》：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作者根据三十年新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在晚年写的自传体回忆录。此书以纪实的风格、生动的笔法，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间的政治百态和作者在新闻界的经历，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全书以130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33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堪称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甚至比《光荣与梦想》展现出了更多的历史本身的迷人与激动人心之处。本书生动地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着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一二三四地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