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1867年—1926年），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满族正黄旗。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
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次年6月，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大公报》创刊号《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针对当时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局面，英办《大公报》的宗旨，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思想启蒙。
英敛之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 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在这份新报纸创刊的第一天，发行量就超过了5000份，这并非一个小数字，英敛之高兴得“夜不能寐”。这份新报纸用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意为“无私”。关于“大公报”寓意，英敛之将其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英敛之大力提倡剪辫易服，向读者宣传“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传统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此后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女性解放自己的足，并解放自己的心灵。
《大公报》在创刊的第五期，英敛之在这份报纸就刊出亲笔撰写的《论归政之利》一文，大胆地议论时政，公开要求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在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刊出专文，谴责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乃20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万马齐喑之时，《大公报》的横空出世，靠的便是其创办人英敛之所理解的西方报业公例——“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
英敛之最常与各级官员打交道，但一生从未涉足官场，并自言“一生最厌做官”。严复曾赠其一副对联，上书“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英敛之引以为傲，将对联裱好，挂于中堂。
《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因宣传抵制美货，触怒了这个地方最高长官。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消息传来，英敛之亲撰“启事”，文中称，“抵制美约一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此“当道”即为袁世凯。 此后数日，英敛之连续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袁世凯不得已，曾数次欲以重金收买英氏，均遭拒绝，只得作罢。
1906年7月1日, 英敛之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英敛之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民生。《大公报》是中国最早发表用地方土话写作，供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的报纸。1907年，《大公报》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得银11469两，此笔巨款全部用于灾区。以后十多年中，英敛之多次做过这类社会公益工作。
从英敛之起，《大公报》便奠定了“敢言”的文风。这份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至今已发行了一百多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如实地记录下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也为中国新闻界留下了一个个传奇般的名字——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逝世，享年59岁。（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