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大陆野心由来已久，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这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国策。而作为东亚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朝鲜一旦有事，中国必然插手，所以才有唐白江口之战，明万历朝鲜之役。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援，这成为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之所以说这是中日国运之战，是因为这场战争对两国造成的影响弥久深远。
甲午之战前，日本虽然进行了明治维新，但是大力发展军备，甚至到了穷兵窦武的境地，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极度恶化。而中国却由于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北洋水师，从表面的军事实力来看，两国差别不大。
但是双方从民众到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截然不同，日本的策略很明确，占领朝鲜、台湾，获得用于发展工业的大量赔款。而中国从民众到最高统治者都未正视过日本，从上到下都充满着盲目乐观的情绪。《申报》在1894年7月11日1版发表了一篇《战必胜说》的文章，“况今者日人于天时地利人和一无所得，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而又万众同仇，义形于色，虽当政者老成持重似不肯轻启兵端而民间谈及日人辄裂眦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尚何有所畏忌而让日人以争先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情报重视程度，双方同样不在一个等量级，日本派大量间谍混入中国搜集情报，大到清政府军事动态，小到地图上的乡间道路、水源，无不在其搜集范围，而中国则只有盲目自信，对日本有多少战舰都不清楚。申报在1894年07月17日第3版登出了一篇《改装被逮》的新闻，“前晚八点钟时江海关道黄观察饬发改作华装潜匿内地之日本人藤川赖藏及随从之华人孔庆祥”。从以上就可以看出中日之战的结果了。
这一场国运之战，使中国彻底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使日本走向了疯狂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乃至有了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国自此被各列强彻底轻视，成为东方的肥羊，乃至掀起了强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从申报中摘出有关中日甲午之战的部分报导，以供今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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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1836-1895）晚清北洋海军提督，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早年参加太平军，后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8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在威海卫之战（又称刘公岛海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和瑞乃尔等的逼降，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伊东祐亨-（1843－1914）Ito Sukeyuki，甲午战争时以海军中将衔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战后封子爵，升海军军令部长。 1894年9月17日12时50分左右,日本联合舰队与清朝北洋水师于黄海发生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就这么结束了。战后中日双方损失比较，在兵员伤亡方面，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约为三与一之比；在舰船损失方面，北洋舰队先后沉没军舰五艘，合计九千一百九十六吨。其他各舰也均程度不同的遭受创伤。日本联合舰队五艘军舰受重伤，但未沉一艘。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谥文忠。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被刺。伤稍愈，双方即进行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
明治天皇-（1852—1912），日本天皇， 16岁继位，名睦仁。 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明治天皇登基誓言。 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