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盈（1912－1996），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著名新闻记者。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著有小说集《战时边疆故事》、《苹果山》，专著《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小说《前后方》，回忆录《北平围城两月记》，新闻作品《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
学习期间，他曾就曾撰写多篇新闻稿发表在《大公报》主办、由王芸生和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西安事变前夕，因与生活书店关系密切，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被迫逃出郑州，潜回北平。
1936年底，经王芸生介绍，进入上海《大公报》馆当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初到《大公报》当练习生时就开始了他的旅行调查和采访。他从上海出发到江西，一边考察，一边写通讯特写。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浙赣”的春天———到江西的路上》、《赣东风雨》和《瑞金巡礼》等，后来他又到安徽实地考察米市和茶区。
1937年，作为《大公报》的旅行记者，他转战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抗日前线。在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他做了一个时期的随军记者，期间分别采访了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除了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以外，他还对徐向前、彭雪枫、丁玲等一些中共的将领和文化人士作了生动的报道。之后，他考察了当时被称为“中国复兴根据地”的大西北的各省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写了《抗战中的西北》一书。此书被收编在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生活书店于1938年出版）丛书中。
1938年，徐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徐盈接受党的指示，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做文化界和实业界的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父亲告别重庆，回到北平，任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跟随由美国特使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飞越九省视察各地的停战情况。他着重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写了《从张家口说起》、《延安的春天》、《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等通讯，报道了军调部三人小组访问延安等地会见国共双方领导人的情况。这些通讯后来结集成册，由文萃出版社编成《烽火十城》出版。
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新出版，父亲和共产党员杨刚等人为临时管委会成员，《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徐盈在新闻报道上的成就更多集中于经济报道上，早在学生时期。早在1935年，他就为《国闻周报》写出了长达一万字的通讯《滦榆问棉记》，对当时国内的主要产棉区———冀东的滦县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地区的棉花生产销售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和报道。从1936年起，他的很多农村视察游记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如《死亡线上的喘息》、《饥饿线上的农村旅行》等。他经过考察，在1936年13卷39期的长篇通讯《内陆沙漠》中，反映了黄河故道沙漠化危机的情况，指出只有重视运用农业科学知识，沙漠才能改良，农业才能发展。1937年，他看到在稻米丰收的年头，米市却不景气，他为上海《大公报》写了《芜湖谈米》的通讯，尖锐地指出“自从洋米来了，这里就没有交易”的原因。在《皖南看茶记》中，他揭露了封建豪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对民族经济的摧残。同年，他还给《国闻周报》写了记述从郑州以西到潼关农村干旱情景的《一个干燥的农业区》的通讯，其中有一节作为游记的范文还选入叶圣陶编著的《文章例话》（开明书店1937年2月出版）中。
此后，他的采访视野由乡村随即扩大到重工业、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各个行业。1938年，他写了《巩固工业经济国防战线》的通讯，记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西北地区的成就。1939年，他写出《纺织工业的复兴》的通讯，通过上海三友实业社纺织厂被日寇焚毁又在后方开工的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满怀兴奋看船坞》通讯，热情歌颂了民生公司造船厂的建设和发展，赞扬了民族资本家对发展工业的贡献。谈到民生公司，他还是最早报道宜昌大撤退的记者，相关文章发表在《新中华》复刊号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从别人不在意的杂乱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了《北方工业》的一组通讯，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同时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年他写下解放前的最后一篇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徐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出版了四期《工商经济丛刊》，为后代留下大量有价值的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
1996年12月11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徐盈因病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