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年—1980年），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后著有《芸生文存》等。
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此后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
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自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王芸生于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 编辑、主笔、总编辑。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作为一个正直的、执着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是不可分的。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与胡乔木等14位新闻人士组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