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峰（1918年12月22日～1989年4月6日），原名张之俊，近代爱国人士，著名记者，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人，汉族。
张高峰幼年丧父，13岁便只身到天津求学，1933年转到天津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又转到北站外天津水产专科学校。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了初、高中。
1933年，日寇进犯华北。当时的热河省主席、军阀汤玉麟不战而退。正在天津读初中的张高峰激于义愤，撰文《可杀的汤玉麟》，发表于天津《中南报》。这是他生平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而且直接抨击时政，为百姓疾呼。之后转到北平求学，课余便到一家通讯社勤工俭学，刻写钢板贴补生活的同时，学习跑采访、写稿件。他写的一篇讽斥当时冀东伪政权汉奸部队的文章，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幸得乡绅转圜才保住性命，那年他才15.6岁。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张高峰不甘做亡国奴，泪别故乡亲人，投笔从戎，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1938年2月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采写战地通讯，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他的采访足迹遍及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各省，还曾北渡黄河到晋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还创作了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
1940年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校期间，主编《新闻部队》壁报，从事各种进步活动，后被勒令退学。
1942年12月张高峰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了他采写的通讯稿《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的悲惨情景。触怒蒋介石，罚《大公报》停刊3日。并以“共产党首领”的罪名将其逮捕，关押数月。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1946年后调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他采写多篇通讯报道，以反对内战，反美援蒋为主线，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敲响丧钟。1948年重庆《大公报》连续发表张高峰的3篇通讯：《严寒东北》、《干枯东北》、《跌在槽房里》。
1949年后，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后因“左”风泛滥，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安达市，改做商业工作。1963年调回天津，在市工商联编写工商史料。“文革”中又被遣送东郊区“五七”干校劳动，后转农村插队。
1978年落实政策，调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书。历任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张高峰晚年体弱多病，仍坚持写作，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约30万字，晚年撰写的大量回忆文字，一是靠他当记者的采访经历和善于积累资料，再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1988年他曾为《天津画报》创刊号写了一篇关于劝业场一带的历史变迁，题为《郊野·梨栈·劝业场》，竟成最后遗作。1989年4月6日病逝于天津，终年71岁。
